第五届宪法释义暨人大制度条款解释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年420,第五届“《宪法》释义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款解释”学术研讨会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栖霞岭馆区成功举行。

 

 

第五届聚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款解释”主题。会议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立法研究院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浙江省法制所主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支持,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浙江省人大、杭州市人大的实务工作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整天深入交流与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助理郑磊副教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宪法室主任武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研究会副秘书长路江通、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江洪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路江通副秘书长代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研究会和“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对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介绍,预祝研讨会圆满顺利,取得丰硕成果。

周江洪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参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34892;弧?#21608;江洪教授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介绍说,《宪法》释义学术研讨会已经成为浙大公法系列品牌活动之一,本次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讨论,已经由宪法学界的讨论发展成为宪法学界与人大实务界及政治学等相关学科跨学科的交流平台。

作为会议倡导人和组织者,郑磊在主持中简单回顾了“《宪法》释义”系列会议九年五届会议的概况。会议以围绕文本、释义规范为主旨,自2011年开拔,隔年举办,九年举办至第五届,相关论文已涉及50个左右?#20013;?#23466;法条款的解释,涵盖序言及四章的全部板块,其中,聚焦解释围绕10条左右,例如,第33条第3款、第3条第4款、第62条、第67条。本届会议,围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款解释”主题的交流,显现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从与会学者以及会议论文中显现出,《宪法》释义的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交流,法学界与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交融;从选址“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栖霞岭馆区为举办地,显现出法治中国新时代与依宪治国历史起点的交集,五四宪法与?#20013;?#23466;法的交会

为切合新时代以来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本次会议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款解释”为主题,共?#27835;?/span>四个单元:

“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一)?#20445;?/span>

“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二)?#20445;?/span>

“人大组织程序篇?#20445;?/span>

“人大职权篇”。

第一单元“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一)”

 

第一单元“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一)”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20013;?#31062;教授、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丁祖年主任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征教授“党政机关合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题发言。陈征教授从德国的“合法化链”理论谈起,并对“合法化链”理论适用于我国的可能性进行了?#27835;觥?/span>

 

 

与谈发言阶段,五位发言人围绕陈征教授的论文进行了与谈评议。

山东大学法学院李忠夏教授首位发言,认为文章对德国“合法化链”理论的援引,能否用来解释中国的合法?#26376;?#24452;,存在一定的疑?#30465;?#32780;且“合法化链”理论是对中国现实究竟是一种印证,还是规范指引,文章交代也?#36824;?#28165;楚。如果是一种规范指引,那么实践当中应如何进行调整,还需要进一步澄清。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秦小建教授认为,代议机关是否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存在疑?#30465;?#20826;政机关合并合署如何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认真解释。秦教授还认为,本质问题在于党的机构政治判断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判断存在紧张关系,而人大制度作为一个连接点,是否有助于消解这种紧张关系。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刘东亮教授从有关监察委员会性质的争论出发对党政合并合署进行?#27835;觥?#21516;时,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出发,党政机关合并合署公民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党政联合文件能否进行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如何充分保障公民的诉?#20808;?#21033;、实现权利救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法学院阎天助理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党政机关合署合并后向人大负责的问题。二是权力正当性理论的发展情况。最后,阎老师对人大是否?#24515;?#21147;以及是否适合进行严格审查提出疑?#30465;?/font>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陈无风副教授认为,“合法化”链条的?#30001;?#26159;否会削弱这种理论文章并未提到,而且党的领导的本身存在合法性链条,党的领导能否融合进去存在疑?#30465;?#27492;外,对于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31561;?#20309;处理,党政机关合并合署对于政府责任的影响陈无风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丁祖年主任认为,陈征教授的文章很?#34892;?#24847;,合法化链理论对进一步解读、认识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党政机关合并合署具有时代?#38498;?#21382;史性,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解读和研究。

?#20013;?#31062;教授最后总结到,问题的解决一要处理好制度间关系,二要处理?#20040;?#32479;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发展的关系。

第二单元 “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二)”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新时代人大制度基本原理篇(二)”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王广辉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蔡人俊副主任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旭教授“论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发言。王旭教授认为,学界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目前存在抽象化程度不足,规范的具体化不足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既有民主正当性的功能,又有治理?#34892;?#24615;的功能,民主提供正当?#21592;?#20934;,集中提供?#34892;员?#20934;。中国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21046;?#31561;主义的自由观,平等主义的自由观强调权利的全权性,通过自己的全权参与直接行使权力,平等主义的自由观必然选择民主集中制。在规范的具体化方面,王旭教授将民主集中制?#27835;?#32452;织规范、活动规范和相邻规?#24230;?#20010;方面。

王广辉教授认为王旭教授的文章对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法理进行?#27835;觶?#23545;民主集中制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拓展,将治理?#34892;?#24615;纳入。将民主集中制从教义学的角度?#27835;?#19977;种规范。

 

在与谈发言阶段,五位发言人围绕王旭教授的论文进行了与谈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认为,第一,文章似乎借鉴了德沃金的理论解释需要用集中制约民主的原因,但疑问在于集中到哪里去,文章对政治哲学基础可能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第二,相邻规范的提出是否有必要,新概念的设立的论证需要补充。第三,?#28006;?#36825;些理论时,中国是否面临相同的问题,需要对理论研究的背景进行?#27835;觥?/font>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姜峰教授认为,王旭教授批评了学界对民主集中制的四种理解,但这四种理解是否是语义学的存在疑?#30465;?#19968;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把民主和集中作为两个对象和两个过程理解,那么脱离了民主的集中是什么。二是在具体规范层面,基于平等自由观来削弱代议制的观点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三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应当转向对宪法规范、苏俄和苏联代议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经验?#32469;?#26159;有待完善的地方进行研究。

《人大研究》编辑部曾庆辉认为,根据《宪法》第3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进行组织。第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第二,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产生的民主基础;第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又有其特点和优势。一是契合中国的政治文化传?#24120;?#20108;是保证人民更好地掌握国家权力,三是保证国家机关协调一致的开?#26500;?#20316;。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完善。一是如何强化代表对选民的责任关系,二是如何完善党委对人大的领导关系,三是如何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28966;?#31995;。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于文豪副教授认为,宪法第3条谈到的民主集中制有三个层面,其中第三个层面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在央地关系中如何适用是一个难题。宪法第3条第4款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37073;?#26082;要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前提,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但这一款没有明确其规范对象是职权划分的行为,还是职权划分的标准。这两者可能?#21450;?#21547;在内。中央和?#38686;?#26377;最终决定权,但不能取消掉地方和下级的权力空间。民主的意志是统一的,但执行时是分层的。对于人大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具有最高权威没有疑问,但全国人大不是基于唯一性而具有最高权威,而是基于最高?#28304;?#32780;唯一。全国人大的最高性在于其有全国人民的完整授权。地方人大具有代理的权能和监督的职责,负?#26032;涫等?#22269;人民意志和收集地方人民意志的职责,但不是全国人大的附属。此外,我国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除民主集中制外,还应当关注分工负责的原则,具体有六项要求:第一,权力的分工是负责的前提,以分工为基础建立责任制;第二,宪法是国家机关成立的根本依据,这是分工的形式标准;第三,国家任务的特定化是国家机关特定化的客观依据,这是分工的实?#26102;?#20934;;第四,具体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应当紧密连接,标准在于具体事务属性的关联程度;第五,特定职权授予特定机关,同一职权不能授予多个机关;第六,基于国家任务之间客观的、必要的、?#23454;?#30340;联系,相邻国家机关之间应当建立?#23454;?#30340;配合和制约关系。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逸冉认为,学界从宪法第3条出发对民主集中制进行解释,但第三条的抽象性可能决定了对它的解释也是抽象的。因此是否可以换另一种研究进路,?#21019;?#20855;体的国家机关的活动行为中选择一?#27835;?#35266;的范围,例如决策,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如何体现民主集中制进行观摩考察,?#28304;?#25552;炼多种要素,?#28304;?#21453;向上升为解释民主集中制的一种方案。选择决策本身也?#19988;?#20026;民主集中制最早就是用来作决策的,列宁在《应该让工人来做决定》的文章当中就阐述了这一观点,另外“少数服从多数”这些中国化的民主集中制的子概念也指向决策领域。不同国家机关性质不同,其在决策领域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人大的民主性最强,集中性最弱,因此采取的是一人一票的多数决机制?#27426;?#34892;政机关的集中性最强,民主性最弱,因此往往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如果司法机关有决策的话,则介于二者之间。1982年修宪的时候?#36873;?#19968;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20445;?#20462;改之后的规范表述为多元化的国家机关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模式提供了开放性空间。所以我们能不能通过对实践操作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案的提炼来丰富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方案,?#28304;?#26469;实现概念的具体化以及发展宪法规范等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王旭教授回应说,民主集中制原初意义上比较强调民主决策,集中执行。但这种关系在中国的发展中发?#37073;?#22914;果决策交由一个不受制约的机关执行,会对民主秩序产生强大的破坏。因此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即民主对集中的制约。既要强调执行对民主的担保和实现功能,也要强调民主对执行的牵引和制约作用。至于我国宪法教义是要建立一?#21046;?#31561;主义的自由,这种立论是否过于保守。一是这种自由观是一种理论描述,有原旨主义的经典文本作为支撑,首先需要描述出来。二是从规范上?#27835;?#36825;种自由观是否是一种理想的民主途?#19969;?#36825;取决于第一民主对集中的制约功能能否得到保障,第二集中对民主的执行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21360;?#33267;于相邻规范,相较于组织规范强调谁向谁负责,谁受谁监督,其更强调功能意义的水?#20132;?#21151;能上要分工制约。

 

 

自由发言阶段,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余军教授认为,王旭教授的文章是近几年关于民主集中制研究最具理论高度的文章之一,文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原?#35752;?#20027;义去描述民主集中制的含义。但按照这套理论会得出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代议制民主,是一种特殊的代表制。每一个人不借助政治代表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人民与人民代表具有同?#24066;裕?#20294;这种理论似乎没有成功经验,代议制还是普遍做法。能否做一种客观解释,在描述的基础上对原?#35752;?#20027;义进行一?#22336;此肌?/font>

?#20013;?#31062;教授指出,第一,民主集中制的渊源是什么?列宁在革命时期最早强调的是集中制,后来讲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本质上还是强调集中,这是革命的需要。第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将新民主主义政体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的。第三,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中往往会有不同主张,只有通过充分表达和磨合后加以集中,才能形成人民的统一主张,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果民主只是表达各种主张,而没有集中,那就无法实现人民的统一主张,也就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民主必然内含着集中,或曰集中已被包含在民主之中,不是民主之外有个集中。?#28909;?#25105;们强调“党内民主?#20445;?#26174;然不是不要党内集中,而是集中已内在于党内民主之中。第四,实践中,我们讲既要民主又要集中,但要把握好民主和集中两者的平衡关系,并?#19988;资隆?/span>

张翔教授认为,民主原来用于修饰集中,但到中文后似乎成了并立的关系,这是重要渊源之一。原旨主义的解释,82宪法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是要追溯到毛泽东思想,还是有邓小?#28966;?#20110;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理论,从渊源的直接性上讲,邓小平的理论似乎更为重要。此外从法学的角度讲,能否从规范出发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柳建龙教授认为,文章涉及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王旭老师可能忽视了回溯到马克思,马克?#20960;?#22810;地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27492;肌?#39532;克思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发展到最后强调平等的结果,但平等本身对会对自由造成侵害,如果忽视这一点,那么平等恰恰伤害了自由。此外,民主究竟只?#20999;奘未?#36824;是定性,应该更多的是定性。

王广辉教授总结到,如何将民主集中制讲清楚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提出主张时的背景与现在是否一样,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对应。第二,民主集中制从党的组织原则演变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两者?#24515;?#20123;相似和不同之处,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民主问题相?#38498;?#29702;解,而集中,如何集中,由谁集中需要深入?#27835;觶?#38656;要把握好集中的度,否则会变成集权专横。

第三单元 “人大组织程序篇”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人大组织程序篇”,由《?#38750;?#27861;律评论》支振锋副主编,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卢群星副主任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锴教授做“论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柳建龙副教授做“人大主席团产生办法的合宪性?#27835;觥?#30340;发言。

 

王锴教授认为,“国家机关的组织由法律来规定”宪法中大致有四种情况。组织性法律保留国外也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组织不需要法律保留,它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固有权力。另一种认为,由于国家组织的变动会影响公民的法律地位,所以组织原则上应当有法律基础,进行全面的法律保留。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问题不在于组织问题是否应由代议机关决定,而在于代议机关决定的深度和密度在哪里。第一,应当明确法律保留的界限,法律保留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和法治文化背景。第二,多重法律保留的界限首先是宪法保留,其次是行政保留,再次,关于司法机关,司法保留和法定法官的问题。第四,关于议会的问题,主要涉及议会自治的问题。因此,?#28304;?#35201;对我国的组织性法律保留进行体系构建,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权力类型、机关级别、保留内容选择不同的保留形态。

 

柳建龙教授认为,宪法61条、选举法、代表法以及人大议事规则等对人大主席团的产生办法进行了规定,按照字面应由选举产生,但在实践中的做法是“一揽子表决”的方式。这种产生方式一方面没有实?#24066;?#36829;反民主性原则,而效率原则?#37096;?#20197;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一,主席团产生方式没有实?#24066;?#36829;反民主原则,并从名单草案的?#33539;ā?#34920;决的方式、代表的构成三个方面进行?#27835;觥?#31532;二,效率原则提供的支撑,从会期长短、人大和主席团规模、主席团权力的性质以及代表的同?#24066;?#20960;个方面?#27835;觥?#26611;建龙教授最后提供三个解决方案。

 

在与谈发言阶段,五位发言人围绕两位教授的论文进行了与谈评议。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海平教授认为,王锴老师的文章探讨组织性法律保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思路,结论也比较清晰,读完很受启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19969;?#31532;一,在谈组织法的时候,是否需要谈党的组织问题,?#32469;?#26159;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政机关合署合并是法律保留还是宪法保留,是否需要纳入考虑?#21491;啊?#31532;二,文章将法律保留?#27835;?#23466;法保留、行政保留,没有谈及狭义的法律保留,不知是如何进行考虑的。第三,文章是在教义学的层面上探讨还是政治学、政策学的层面进行探讨。教义学层面上研究,希望看到对组织、职权、产生分别的标?#38469;?#20160;么,?#32469;?#26159;组织和职权的划分。从政策学层面上研究,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工作部门,“需要”有无标准进行规制。

东南大学法学院刘练军教授认为,法院从组织体系和运作过程均需要人大立法予以?#33539;ǎ?#20294;法院组织法还是比较?#26893;?#30340;,而组织立法应当?#35772;?#19981;宜粗。现实生活中的运作背离了法律保留原则可能就?#19988;?#20026;法律规定比较?#26893;冢?#21487;执行?#38498;?#21487;操作性较低。柳建龙教授的文章则是为?#20013;?#20154;大主席团的产生方法进行辩护。人大作为民主的产物,人大内部的运作如何采取民主的方式,关键是要看法律如何进行规定。如果法律规定?#26893;冢?#37027;么这属于议会内部民主运作过程,属于议会的自由裁量,不能用合宪性、合法性进行?#27835;觥?#20294;我国的组织法已经把人大内部的民主过程进行法定化,那么就需要进行?#27835;觥?/font>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杨小敏副教授认为,总体上,两位教授的文章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从法律体系上看,实践出现规范?#35946;?#21644;规范赤?#20540;南?#35937;;从国家权力体系上看,实践出现了不同国家?#28595;?#30340;行使存在合宪性争议,如柳建龙教授提到的人大主席团产生办法的合宪性问题等。两位教授?#25216;?#23432;民主原则的立场,就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先行的做法在我国时有发生,学界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三?#37073;?#19968;是规范宪法的路径,直接提出批评。二是政治宪法的路径,支持实践先行。三是一种中间路径,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结合规范和现实,依据宪法变迁的理论,将这种现象合宪化。但存在这样几个疑问,一是诸如人大主席团由选举产生这样的民主规定是否必然具有正当性?二是不同层次的法律保留的依据是什么?如何?#33539;?#32452;织、?#28595;?#31561;的重要性排序?三是,结合现?#21040;?#34892;宪法解释的边界在哪里?有没有切实可行的规则来保障解释的科学性,规制解释过?#35752;?#30340;自由裁?#20426;?/font>

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对王锴教授文章的初步判断比较赞同,同时提出几点疑问,第一,法律保留的出发点在于防止立法权的流失,解决哪些内容不能进一步被授权出去,不会再进行一?#22336;?#21521;?#38469;?#21435;妨碍禁止宪法?#28304;?#36827;行规定。法律保留具有防止无限制、无节制的立法权的授出的?#36739;?#24615;,王锴老师?#28304;?#35770;证?#20849;?#36275;。第二,组织和职权是否是两个可以完全可以切割的规范也存在疑问,标?#21152;?#21487;能需要进一步完备。这种标准可以用来做一?#22336;此?#21644;理解,但或许无法充分指导实践。即使这是来自于立法法的术语,但这是否意味着有三种可以彼此切割、彼此辨别的类别。第三,当议事规则只是调整内部运作过程、具?#24515;?#37096;效力时,而不涉及调整社会关系的外部?#38469;?#21147;时,没有必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郑毅副教授对柳建龙教授的文章进行总结,一是“始?#20445;?#26412;文的原初逻辑或起点在于合宪性或是否违反民主原则。但文章似乎认为除了乡镇人大以外效率原则是超越民主原则的。另一个是规范的原初意图,法律并未明确主席团的产生方式,而代表提出意见也区别于传统的投?#20445;?#32780;审议的对象也是整个的名单草案,因此规则的设计区别于逐一表决的方式。二是“式?#20445;?#23454;践中有三种表决方式,默示表决、投票器表决和投票表决。这三种表决方式均符合民主原则,主席团产生更多的是第一种。三是“史?#20445;?#20154;大主席团制度学习自前苏联,1948年召开的临时人大设立的主席团有三项功能。建国早期主席团主要有?#36739;?#21151;能。四是“事?#20445;?#20027;席团的权力究竟?#20999;?#36824;是实,与合宪性判断在?#25345;?#31243;度上应?#26412;?#20107;论事。不同人大主席?#21028;?#23454;特征和导向也是不同的,且虚实与否不应?#38498;?#23466;性的判断产生影响。退一步讲,虚的判断不能为合宪性的判断雪中送炭,实的判?#20808;?#21487;能为违宪性的判断锦上添花。五是“实?#20445;?#20027;席团产生的实践是否对实践产生消极影响需要有案例的支撑。对于王锴教授的文章,郑毅老师认为,第一,行政保留可能是更具直接性的讨论重点,中国是否有?#30475;?#24847;义上的行政保留。第二,宪法89条关于国务院具体权力的列举中,领导和管理的区?#20013;?#35201;结合具体条款进行?#27835;觥?#31532;三,将该理论运用到民族自治地方的职权问题的效果可能并不佳,宪法和法律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空间是列举性授权而概括性授权。

 

 

自由发言阶段,李忠夏教授认为,王锴教授的文章从宪法保留到行政保留,再到重要?#21592;?#30041;。法律保留实际包含两种法律保留,基于法律是通过法律授权,而重要性理论则认为一些权力议会不能授权的,也称为议会保留。立法法第8条不是简单的法律保留,更多的是议会保留,文章似乎没有处理行政保留与一般的法律保留的关系。而组织法的建构中法律保留的层面上,一般的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是否也应当有相应的类型化的处理。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王玉全博士认为,在合宪性审查过?#35752;校?#27861;律保留应当放在形式合宪性还是实质合宪性上。放在形式合宪性中,是把宪法保留和法律保留进行一定的区分和界定还是直接用法律保留。

厦门大学法学, 院陈鹏副教授认为,第一,议会自治在?#25215;?#22269;家?#23454;?#30340;翻译方式是“议院自治?#20445;?#20854;关联着议院的议事规则是否应当接受司法审查。所以议院自治与法律保留的关系有多大值得研究。第二,议事规则主要关于人大议事的程序,但其实也涉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因此其规定的内容是否正当也值得探讨。第三,议事规则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取得法律地位,是否还有自治的可能性。原因在于如果是法律还要接受合宪性审查,进行一种外部的监督。

柳建龙老师回应称,宪法要具有一定的谦?#20013;裕?#22312;?#25345;忠?#20041;上对民主原则的判断上不应轻易得出违宪的结论,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主席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比较虚权的机关(构),对其民主性的要求并不高,而在乡镇人大上的观点和郑毅老师的观点一致。

卢群星主任总结说,宪法学有规范法学和政治法学等进路,第三单元特别关注实践问题,宪法英语是constitution?#20445;?#31532;一个层面就是组织的含义,本单元也是组织程序篇,非常切合题意。第二,关注宪法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具体法治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比较明显。第三,本单元的讨论批判精神与建设精神相结合。同时对柳建龙教授的文章提供建议,一是可以研究七十年以来为什么人大会议如此召开,二是人大主席团组成相对固定,并对地方人大主席团的成员构成进行介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第四单元 “人大职权篇”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人大职权篇”,由《中国法律评论?#20998;?#34892;副主编易明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浙江省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主持。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教授做“国家统一、共和再造与人大地位——全国人大‘决定’的宪制地位”的报告。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建学教授做“法规审查要求权的规范阐释及其历史契机”的报告。

 

因天气原因航班取消未能与会,叶海波教授成为《宪法》释义会议上第一位通过视频发言的学者。叶海波教授认为,为了国家统一,1982年宪法修改具有宪法制定的功能,所以,1982年宪法中不存在任何制宪权条款。1982年宪法引入第31条,第31条是个但书条款。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二者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统一的关键是“共和?#20445;?#20840;国人大是共和机关,在全国通行,宪法是依据,不依据基本法而在港澳具有宪法地位。31条第1句是宪法根本性规范的构成部?#37073;?#31532;2句是授权人大的规范,?#27604;?#20063;构成对全国人大?#21335;?#21046;。只要是为了实现共和制,全国人大可以多次根据第31条制定法律,第31条中的法律不仅仅指港澳基本法。即使全国人大是以决定的方式来形成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只要符合第31条,在特区就是可适用的法律。

 

王建学教授认为,第一,审查要求的性质和效力。要求机制的启动效力非常强,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非常被动,我国为什么要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处于被动地位,与主动审查是什么关系,这涉及第二,审查要求的基础和功能。基础来自于审查机制背后的权力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主权代表机关、立法机关、审查机关三种身份。创设被动审查机制在于主动审查机制很难挑选审查对象, 的筛选,实现审查程序的减量增?#30465;?#31532;三,审查要求主体为什么能否实现移送的功能,这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想让五大主体互相监督,从而获得动力来源。尽管司法解释、军事法规、监察法规没有在立法法中进行规定,?#37096;?#20197;通过解释纳入其中。要求审查机制的关键词在于“监督?#20445;?#23457;查要求主体之间?#21335;?#20114;监督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

在与谈发言阶段,五位发言人围绕两位教授的论文进行了与谈评议。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凌维慈副教授认为,王建学老师仅就立法法第99条第1款的条文文字表述、功能,与其他法律规范的体系性解释中推论出条文的目的、制度的具体构成以及制度启动后审查对象的扩展。最后还涉及“一团和气?#27604;?#20309;破除的问题,以及制度的历史契机,法解释角度的思考方式有说服力。问题在于,第一,法规审查要求中合法性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的目的似乎有所不同,因此制度构成, 是否, , , 有所不同。第二,法规审查要求是作为一种权力还是一种制度。此外,对于行政法规是否可以不予适用的问题应当进一步考?#24688;?/font>

厦门大学法学院陈鹏副教授认为,叶海波老师的文章逻辑在于宪法31条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有法律规定,这个法律并不仅仅指基本法,如果全国人大的决定具有法律的性质,也是宪法31条所指的法律,也就可以在特别行政区适用。但对于为?#25105;选?#20849;和”这一概念引入存在困惑,这一引入可能把问题复杂化。此外,对于“共和”和“法律性?#27604;?#20309;进行理解也值得进一步研究。王建学老师的文章将审查对象扩展至司法解释?#28909;?#20010;对象,并将其称为目的性扩张的解释。问题在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从立法法第99条的文义解释看,其限定在三种对象。从立法者的原意解释看,?#20063;?#21040;相应的立法资料。从体系解释看,2015年立法法修改增加关于司法解释备案的规定,而这恰恰是对将司法解释纳入审查的范畴的否定。目的解释上,主要是审查的必要?#38498;?#23457;查的可能性。此外,?#30001;?#26597;必要性考?#29301;?#25193;展可能无法局限在这三?#37073;热?#36824;应当增加行政解释。?#30001;?#26597;可能性考?#29301;?#27861;律的改废不需要通过审查程序进行,且可能会带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23665;?#34892;审查的问题。此外,对宪法法律委员会究竟是要增负还是减负也存在疑?#30465;?/font>

澳门大学法学院汪超副教授认为,第一,对于“共和”的用词有所疑问,叶海波老师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单一制”的再造。第二,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38469;?#20013;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和制。第三,宪法第31条使基本法的地位究竟变高还是变低,关键在于解释和政治需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内涵是?#27426;?#22312;演进和变化的。第四,人大决定的性质和在港澳如何适用,最合法合理的方式在于将决定、解释等纳入基本法附件三。这个决定并不是宪法31条所讲的法律,而是根据基本法而来。宪法31条所指的法律应当指基本法,因为其限定在全国人大。这样就可以清楚地得知哪些适用于港澳地区。

吉林大学法学院邢斌文助理研究员认为,王建学老师试?#21363;?#30772;法规审查中的“一团和气”。但有几点疑问,第一,几大主体是否具有审查要求的动力。审查要求动力缺乏,激励机制?#24515;?#20123;。第二,审查的效果问题。“不唱对台戏”是人大监督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期望机关之间?#25353;?#26550;?#20445;?#20154;大是否?#24515;?#21147;承担起“唱黑?#22330;?#30340;角色。第三,审查的方式。内部交流是否是更适合中国的实用主义路线。因此是否有必要打破这种“一团和气”值得商?#19969;?/span>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师资博士后林淡秋认为,王建学老师的文章问题意识很强,有浓厚?#21335;?#23454;关?#22330;2还?#26377;四点疑问,第一,审查要求权应当是“权力?#20445;?#23457;查建议权应当是“权利?#20445;?#22240;此审查要求权具有更高的效力。王建学老师还提到审查机制的谦?#20013;院?#23457;查机关的被动地位,并举到法国的例子,但法国被动审查的目的不是审查机关要谦?#37073;?#35878;?#31181;?#26159;一种事实,更多的是政治考量,平衡议会和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经验积累方面的考?#20426;?#23457;查机关是否谦?#30452;?#21160;主要看审查机关的性质,外国是外部审查的审查、监督,且主要是司法机关,因此带有谦?#20013;浴?#32780;我国是主权代表机关,自我审查、自我监督。这是根本原因。第二,比较法上审查的基础原理是反多数难题。审查机关代表制宪者人民去监督立法者人民,这种抽象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包括了过去和未来的人民与具体的当下的人民概念之间是一个二元划分的结构。但我国全国人大是一个双重属性的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监督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这种合二为一的结构必然导致一种内部审查、自我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什么要在主动审查之外增加被动审查,进行自我限制原因是什么,王老师似乎认为在于维护宪法秩序。但这个原因还是很具象的,还可以进一步?#27835;觥?#26681;本原因在于主权不是绝对的,也会?#22797;恚?#38656;要监督。第三,在要求对象的扩大解释中,联想到民主集中制,?#21442;?#23436;全列举。因此是?#30475;?#30340;未完全列举还是有其他考虑可以进一步?#27835;觥?#31532;四,要求主体?#21335;?#20114;监督与分工。对于“监督”和“分工”这两个概念,分工和分权是统一的,分工是经济领域的术语,生产领域的分工。“分权”是法学领域的术语,主要是国家机关职权的配置。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是不恰当的。对于“监督?#20445;?#30417;督是单向的,制?#38469;?#20114;相的关系。因此对=在概念用词上与王建学老师进行商讨,以及要求机关之间如何进行互相监?#36739;?#26395;可以看到更多地见解。

王建学老师回应称,凌维慈老师提到的问题,法规合法性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宪法和法律通常是并列的,论文并未可以区分这一点。关于审查要求是一种权利还是制度,两者兼而有之。关于陈鹏老师提的问题,从立法法本身进行扩大解释比较牵强,但可?#28304;?#23466;法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关系得出这个结论。此外,关于宪法法律委员会的负担问题,宪法法律委不是负担过重的问题,而是没有负担的问题。关于邢斌文老师的问题,从邢老师的思路看,立法法第99条第1款没有存在的必要,且实践中是否没有审查动力也值得怀疑。

 

自由发言?#26041;冢?/font>?#20013;?#31062;教授认为,第一,中国的制度从宏观上讲是?#26032;?#36753;的,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很多制度没有?#34892;?#30340;运用。原因一部分在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观念的影响。第二,制度也不是每一个?#26041;詼际?#23436;美无缺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漏?#30784;?/font>

路江通副秘书长认为,第一,司法解释已经在《监督法》纳入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许多地方人大也已经把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第二,实践中发?#27835;?#39064;并不会?#24223;?#20294;问题会解决,要求制定机关?#24223;?#25110;者停止执行。第三,关于主动审查,从2015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各级人大提出了“有件必备、有?#21103;?#23457;、有错必纠”的要求,备案审查逐渐趋向严格。

于文豪老师对王建学老师的结论能否成立有所疑问,赞同邢斌文老师的结论,但论证有所不同。立法法第99条有没有为五类国家机关设定一种权力?如果设定了的话,它更可能是一种利益,而不是权力。具体来说,国务院没有必要提出审查要求。中央军委与其他机关差别较大,比较封闭。省级人大常委会可能对行政法规是否合宪提出审查,此时其实是其对国务院的防御。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法规范适用机关,可以建立对法规合宪性与否的移送机制,但重点更应在于对法律的移送机制。这不是法院审查法律合宪与否,而是对立法者所立之法是否合宪的提醒机制,因此可以把最高法院对法规的要求审查改为对法律的建议审查。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焦洪昌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法学院李忠夏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余军教授进行总结。

  (本文文字稿由赵计义、张?#35753;取?#26472;晓菲、何玫整理;?#35745;?#30001;秦文峰,蒋经中?#32435;恪#?/p>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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