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议申请人(原告)资格与信赖利益保护的运用
——基于冯书军案的?#27835;?/td>
作者:陈新民  
    摘要:  依据“保护性法规”和“竞争之诉”理论,所有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都拥有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不应局限于权利联系上狭义的“承继论”。在信赖利益保护领域,只要存在信赖公权力即?#19978;?#21463;信赖利益保障;同时也应强调法律的安定性,当违反信赖利益保障原则之?#20445;?#27861;律安定性也就无从讨论。
    关键词:  行政救济;行政复议;原告资格;信赖利益保护;法律安定性

2017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行政审判十大经典案例?#20445;?#20854;中“冯书军诉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案?#20445;?#20197;下简称本案)讨论了原告提起行政复议是否“适格”的问题,涉及到人民能否请求行政救济的资格要件。本案可以澄清在具体行政争议中,哪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方可以认定是受到行政权力的侵害,从而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获得救济。另外,本案一并讨论了作为法治国家保障的法律安定性原则最重要的制度——信赖利益的保障应如何运用、以及适用在何种场?#31995;?#35832;多问题。本案对于行政诉讼的学理与实务方面,都有值得探究的价值。

一、本案的基本案情与判决

(一)基本案情

1995年6月3日,河北省景县商业局食品加工厂为了解决职工住?#35838;?#39064;,申请征收涉案土地。1995年10月,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将该土地征收,并出让给景县商业局食品加工厂,并在办理土地登记过程中将土地使用者变为冯玉章(原告冯书军之父)。1995年11月,河北省景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景县政府)为冯玉章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在1990年就已经由原使用人张天安有价转让给冯玉章。由于冯玉章办证后一直未建房,2003年3月1日,原使用人——即本案的第三人张天安以3000元的价格将该地卖给赵文彬,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2004年赵文彬在该地上建房并居住至今,但一直未办理土地使用证。2009年6月,冯玉章将赵文彬诉至景县人民法院,赵文彬得知冯玉章已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遂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行政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景县政府为冯玉章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注销其土地登记。冯玉章不服该复议决定,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又裁定提审,判决撤销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赵文彬对于1995年11月景县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赵文彬对涉案地的占有源于张天安2003年的转让行为,而颁证行为则发生在此次转让之前的1995年。因此,赵文彬要获得申请复议的资格只有通过转让承继的方式。而转让承继的前提则是颁证行为作出时张天安具有申请复议的资格。1995年10月,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将该土地征收后,该幅土地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国有。张天安未对土地征收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此后,原景县土地管理局在办理土地登记过程中将土地使用者变为冯玉章,景县政府也为冯玉章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颁证行为是在该土地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土地的基础?#29486;?#20986;的。即,在颁证行为作出之前,即使不考虑张天安在1990年就已经将涉案土地使用权有价转让给冯玉章的事实,其亦因该土地被征收而不享有土地使用权,故其与该颁证行为之间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不足以获得申请复议的资格。据此,赵文彬不具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基础。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进一步确定行政复议资格和权利的承继问题。行政复议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有权利必有救济”。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人需与被申请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复议申请才予以受理。本案中,赵文彬对涉案土地的占有来源于张天安在2003年的转让。本案中被申请复议的颁证行为发生在1995年。行政机关作出颁证行为?#20445;?#24352;天安已经丧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与该颁证行为之间已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亦无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罗马法谚“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也体现了权利继受规则。本案中,作为前手的张天安已经丧失行政复议的资格,作为后手的赵文彬则丧失了权利继受的基础。本案颁证之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业?#30740;?#25104;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亦有义务维?#20013;?#25919;法律关系的?#34892;?#23384;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24615;?#31526;合《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对既存法律关系发起复议或者诉讼“挑战?#20445;?#36825;也正是维护法律安定性和行政秩序稳定性的需要。该案对于明确行政复议资格条件及其承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二、申请人(原告)资格的扩张:由传统狭义“相对人理论”的理论到“保护性法规”与“竞争之诉”理论

(一)利害关系人与“相对人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除了在本案提出了“权利承继论”——必须是与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人,方得申请复议;必须由该利害关系人处“获得权利转让”者,方能提起复议。似乎“利害关系人”与“权利转让人”之间应当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关系(转让行为),而不是基于事实或其他理由。易言之,必须完全依据行政行为而产生“利害关系者?#20445;?#26041;得提起行政复议。

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问题的讨论,一般通说是“相对人理论?#20445;ˋdressantentheorie)。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侵害,以及在申请为具体行政行为(如申请许可)但行政机关却不为行为?#20445;?#21069;者为撤销之诉;后者为义务之诉,请求给予具体行政行为之诉),都可以请求行政救济。此乃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谚,故是为了保障这些受到行政行为(不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侵害的相对人,才有此救济程序。此即“相对人理论”。依此理论,拥有此救济权利者,德国行政法学称为“诉讼资格?#20445;↘lagebefugnis),我国台湾地区称为“诉讼权能”。之所以行政诉讼会将诉讼权能作为诉讼资格,是避免非相关法律权益的争讼,而增加法院的负担,造成滥诉。例如对于反射不利益的事件,不能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二)“保护性法规”与“竞争之诉”理论

但随着诉讼权能概念的扩张,即使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亦有可能因为事实上牵连的关系,而可能使自己的权利受损,因此传统的“相对人理论?#21271;?#26377;扩张之趋势,这是基于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理论,防止人权受到行政公权力的侵害,故产生所谓的“可能性理论?#20445;∕  glichkeitstheorie),只要行政行为有侵?#29238;?#20154;权利的“可能性”?#20445;?#20415;应当许可受侵犯人拥有起诉寻求救济的公法权利。

所谓“保护性法规?#20445;⊿chutzrechtstheorie)?#20405;?#27861;律不单是规范国家与人民间或人民之间的法秩序,?#37096;?#20197;在个案中产生保障个人权利的功能,即让权利受到行政权力之侵犯时可请求法院救济的权利。这便可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公法请求权”。关于何种情况可以认定拥有请求行政救济之权能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6月13日颁布的“行政审判十大经典案例”中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27835;?#20215;行为处理案,已经触及到了此一问题,可作为研究举发人是否具?#34892;?#25919;复议权能的案例。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建筑法规虽然主要是规范人民如何行使建筑自由权利,从而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建筑秩序。但在个案中,如某人申请建筑许可,但其邻居认为此建筑许可将会侵犯其权利?#20445;?#21363;可根据“保护性法规”获得原告资格。

另外,在德国公务员法领域的“竞争之诉?#20445;↘onkurenzklage)指当上级机关提拔公务员?#20445;?#19982;其竞争的其他丧失晋升或调任机会的公务?#20445;部?#20027;张晋升或调任权利非法受到侵害而起诉。这种晋升或调职命令被视为具体行政行为,而非不可诉的行政内部行为。根据德国的“重要性理论?#20445;?#20961;对于公务员权利有重大影响者,皆可视为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救济。这也是德国行政法学大力更改过去在二战前实施特别权力关系所作的变革。依以往的理论,这些关于公务人员的奖励、惩罚、调职、升迁、准假与否等人事处分……都不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不得参照人民与国?#19968;?#20851;间的法律关系而提起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内部申诉的体制,?#20174;?#20197;救济。

我国台湾地区则大致采纳德国较旧“基本关系与经营关系理论”与部分“重要性理论?#20445;╓esentlichkeitstheorie)。只有涉及到会影响担任公务员身份及对于严重侵犯公务员权利者,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至于记小过、调职等不影响公务员身份的轻微不利影响,只能通过申诉的方式寻求内部救济。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似乎无法承认公务员对于他人的晋升享有“竞争之诉”的起诉权利。

商业竞争的情形同样属于“第三者保障?#20445;?#19988;是类似于公务员法的“竞争之诉”的诉讼。例如,在政府采购案,中标者的权利如非依法获得?#20445;?#20415;会侵犯到其他竞争者的获选资格。因此,应当许可其他竞争者提起行政救济。

基于上述排斥传统狭义“相对人理论”的理论,在行政许可领域权利受损的第三人都具有可诉性。这意味着凡因他人的行政法关系使自己法律上应享有的权利受到损害?#20445;?#30342;?#19978;?#26377;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宪法所谓的“?#34892;?#30340;权利救济?#20445;‥ffektive Rechtschutz)便是此理。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复议人赵文彬在系争土地上建房居住多年,并与该系争土地发放给冯玉章的使用证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而受理赵文彬提起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并无不当。

三、复议申请资格的“承继论”忽视了利害关系人的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认定赵文彬并无获得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理由是:赵文彬的权利只能够透过其转让人张天安而得,?#39135;?#38750;张天安应该对土地征收行为起诉,否则不能获得继承张天安的权利,从而不能提起复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赵文彬要获得申请复议的资格只有通过转让承继的方式。而转让承继的前提则是颁证行为作出时张天安具有申请复议的资格。”由于张天安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因此赵文彬不具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基础。最高人民法院运用了传统的“当事人原则?#20445;?#23558;本案的行政争讼权能限于“行政征收行为”的相对人——所以才主张赵文彬应当直接对征收行为起诉,而其权利源于原使用人张天安。

这种见解似乎忽视了“实际利益受侵害”者便可以提起救济的“利害关系第三人?#20445;?#22312;实质上否?#29421;?#36213;文彬法律上的利益。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所以,权利受到侵犯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复议和行政诉讼。至于其他利害关系人,?#37096;?#20197;适用类似?#23433;?#21152;诉讼”的方式寻求行政救济。?#28304;恕?#34892;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也有明确规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事实证明,赵文彬确实在该土地上已经盖房且居住甚久,仅就盖房的经济利益与住房本身都是具体的利益。

四、信赖利益保护与“法律安定性”的适用

(一)由冯玉章处获得承继权利的第三人享有信赖利益保护

本案如果依照“典型意义”中对于“法律安定性与行政秩序稳定性的需要” 的强调,应当适用信赖利益保障原则。然而谁是此原则的受益者?究竟是获得授证之利的原告冯玉章,还是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且居住多年的赵文彬?还是尚有“第三人?#20445;?o:p>

首先,原告冯书军(及其父冯玉章)当年获得系争土地的使用权。此转让虽是违法,但无人提起复议,因此取得了?#38382;?#30340;合法性。这是属于“违法授益决定?#20445;?#20381;据行政法法理,可以由主管机关予以撤销,但若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20445;?#21487;以阻止行政机关的撤销权。信赖利益保护的条件,以受到公权力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在前为要件。尽管可以在事后随时撤销或?#29616;?#23545;人民不利的行为,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对于因法令改变或情势变迁而需要?#29616;?#30340;有利具体行政行为(授益行为),必须有极严重的公共利益方得许可,同时对于因此损失者应当给予公正的补偿,?#21592;?#31034;对人民信赖此合法行政行为的利益给予保护。至于基于违法的授益行为,而事后行政机关发现错误而予以撤销,除非当事人已事前知悉,或者使用诈术、贿赂等其他不正方式,或者属于重大过失,而属于“不值得信赖”者外,也要给予“不知情者”公正的补偿,这都是信赖利益的实现。在本案中,由经验法则而论,原告应当早知道此征收的土地应转给需要职工住宿的食品加工厂,而非转给自己。同时此“征收”进行的程序必须明定征收目的,对于现在权利使用人(原告享有使用权),理应给予一定的补偿,因此原告不可能不知道此征收的合法要件。可以证明,原告并非善意的取得征收土地的使用?#23616;ぃ适?#20110;排除信赖利益保护的条件。

其次,复议申请人赵文彬是否可以主张信赖利益保障的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驳回复议申请,显然是采取否认的态度。赵文彬系由该土地原有的使用人张天安处有偿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且该土地本即其兄赵文瑞的老宅,1986年赵文瑞将其老宅以1500元价格卖与张天安,并办理了公证?#20013;?#21518;?#35838;?#20498;塌,张天安一直未翻建。但2003年的转让并没有办土地权证,故并非合法。1998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作出的“关于对农民长期使用但未取得合法权属证明的土地应如何确定权属问题的电话答复”中认为: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32602;?#20851;于土地所有权规定的基本精神,对土地所有权有争议,但不能依法证明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并参照国有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相关规定,确定土地所有权。若国家使用该争议地,应参照国家征用土地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的补偿为宜。本案不应?#26085;?#27492;案例来作出肯定的结论:这是基于复议申请人赵文彬透过与原来涉案土地的无权使用人张天安的协议,而使用该土地,并在该地上建房居住至今。这是典型的“无权使用”之情形,自始无法律保障之基础,与公权力无涉,无法产生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以致于达到可请求信赖保护的程度。此外,与1998年的“电话答复”所提及的案例不同,?#20405;?#22810;年耕种事实的农民,但该土地的归属不明,不能断定是否为农民集体所有。一旦国家要使用此土地,即无异剥夺了农民耕种的权利,且是征收权力,故应给予适当的补偿。这些农民虽然属于未具备合法资格,而使用土地,?#28909;?#22303;地归属何人并不明确,故处于“侵权”的灰色地带。然而本案则是清楚地占用他人“合法”的土地(至少在?#20998;?#20043;前是推定合法),故不能够援引该案,而主张“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如果复议人赵文彬真是基于善意的关系,由张天安处获得错误的信息,而认为其仍继续拥有使用权,因此得自由兴建?#21487;?#19982;使用,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是典型的侵权行为,自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张天安为损害赔偿。

最后,至于其他善意第三人,如果由原告冯玉章处获得了承继的权利,若只依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提出的“承继论”而论,似乎便取得了关系人的地位,从而可以提起诉讼。从而,并无援引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来肯定其救济权利的必要。此时“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可能获得适用。因为,任何“善意第三人”?#28909;?#30456;信了主管机关颁证予原告冯玉章的行为,相信原告具有合法的使用土地之权,因此第三人善意地从冯玉章处取得了权限,除了有构成不值得信赖保障的情形外,即?#19978;?#21463;信赖利益的保护。不过在本案中,原告虽然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证,但事后没有将权利转让给他人,故没有产生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

(二)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法律安定性”保障的目的

由前所述,本案中原告冯玉章、复议申请人赵文彬,都没有值得信赖保护的情形,也无产生由冯玉章处获得足以保障其信赖利益的“善意第三人”。

“本案颁证之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业?#30740;?#25104;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亦有义务维?#20013;?#25919;法律关系的?#34892;?#23384;在。”该文字?#24471;?#20102;原告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后,已经维?#33267;宋?#23450;的法律关系,除非法定理由存在,否则不得通过行政救济程序予?#21592;?#26356;。这段叙述认为授证后,即对本案的原告权利产生了“信赖利益保护”的适用。这种立论将信赖利益保障原则适用到原告身上。而实际上,如前所述,原告并不符合信赖利益保障的要件。而如果将法律安定性原则用于积极肯定原告“继续拥有违法权利的法律秩序?#20445;?#21017;背离了信赖利益所保障的实质正义原则。国家法律秩序岂可保障一个自始即“无信赖利益保障价值”的非法取得征收土地之权利?

本文认为,举出此法律安定性的理由,正是举出所谓消极意义之“不值得信赖利益保护”的情形——乃是要“正当化?#21271;?#26356;该“违法创建之法次序”的既存状态。这也符合行政程序法理论对许可或限制对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29616;?#25110;撤销。由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典型意义”所表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业?#30740;?#25104;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20445;?#38500;非符合法定理由(包括许可?#29616;?#25110;撤销的原因及是否给予补偿),否则不得变动之的内涵的见解,会产生一个误解:即最高人民法院尽?#35838;?#25252;此违法授证而来的权利。本文认为,唯有强调此“排除信赖保护”的条件,作为肯定?#20998;?#24341;起现存法律秩序变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理由。否则会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在援引与排斥法律安定性原则,所作的含糊与混淆适用之憾。

结论——法律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就比较行政法学的立场而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表示“维护法律安定性和行政秩序稳定性的需要”?#20405;?#24471;赞许的。不过在如何维持法律秩序的稳定、坚守依法行政所追求的法律优越原则、确保相关人的权益之间,以及如何正确运用信赖利益保障及排除此原则方面,都要作一个正确的拿捏,不可偏废。如同德国在上世纪最伟大的法哲学家赖特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所言“法治国家恒在追求法律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本案涉及到行政救济的要件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排斥复议申请人提起复议及行政救济的资格要件采用“权利承继论?#20445;?#36807;早对本案的“实质面”——即复议人提出复议是否具有实体上的理由作出了判断,从而导出其无申请复议资格之结论。本文认为,只要秉持“可能侵犯其利益”的“可能性原则?#20445;?#23601;应开启救济之门,本案的一审法院认定复议申请人在涉案土地上盖房与居住多年的事实行为足证有法律上的利益,应给予救济的机会。至于实体上有无合法,乃是另一个问题,已符合经验法则与事理,不能谓为滥诉行为。

鉴于本案是一个解决土地征收、侵犯他人(包括国有)土地的违规建筑与居住的争讼,如果应当给予一个最完?#36182;?#35785;讼程序,最终相关人民应当获得何种的法律效果?本文认为似乎可达到四种结论:

第一,若赵文彬认为冯玉章违法获得的征收土地,已经侵害其使用土地之权利,即使其非该征收决定的当事人(相对人理论),?#37096;?#20197;援引第三人诉讼(邻地争讼)的法理,认为“实质权利受损?#20445;?#32780;即可提起复议与行政救济。

第二,针对复议申请所指出的冯玉章是违法获得了征收的土地,即使认为复议申请并不合法,应当予以不受理。所以复议机关应当知悉此不法授证行为而予?#20998;ぃ?#19981;能够承认这种非法取得使用证之权利能够受到法律安定性与信赖利益的保障。反而应依据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例外排他规定?#20445;?#32780;肯定即使?#20998;?#32780;牵动目前违法秩序的改变,亦无破坏法律安定性的原则。

第三,冯玉章非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在?#20998;?#21069;属于合法拥有该土地使用权者,如果在此期间有将此权利授予其他善意第三人,则会产生“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行政机关在撤销前必须进行公益衡量,确定公益利益超越该私人获得的利益?#20445;?#26041;可行使撤销权。同时要给予公正的补偿。本案似乎没有产生此情形,因此没有信赖利益保障的问题。

第四,至于赵文彬非法占用国有土地,建造?#35838;藎?#21363;应负有拆屋还地的义务。此时土地所有权人(即食品厂)当无需赔偿或补偿。

如果可以依此四点作为判决的结果,则可达到两个目的:首先,该非法占有之国有土地,回归国有企业,符?#31995;背?#24449;收的目的。其次,非法移转该土地与私人的情形,随着撤销使用证的行为,而告改正,使合法的法律状态获得实践。这种解决方是法治国家解决法律争议、确定合法行政秩序的正确方法。


注释:
关于何种情况可以认定拥有请求行政救济之权能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 年 6月13日颁布的 “行政审判十大经典案例” 中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27835;?#20215;行为处理案,已经触及到了此一问题,可作为研究举发人是否具?#34892;?#25919;复议权能的案例。参见《罗镕荣诉 吉安市物价?#20013;?#20026;处理案》,载 《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4日,第 08 版。
1 我国台湾地区“公务人员升迁法”第15条规定: 公务人员对本机关办理之升迁,如认有违法致损害其权益者,得依公务人员 保障法提起救济。升迁涉及到官等的调整与薪俸的增加与否,属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范围。至于不影响官等与薪俸的调职,依台湾 地区 “最高行政法院”2015 年 8 月份 “第二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 认该职务调任,未损及既有之公务员身分、官等职等及俸给 ?#28909;?#30410;,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只能够提起申诉、再申诉的内部救济程序,参见台湾地区 “最高行政法院”2018 年裁定 (107 年度裁?#20540;?027号)。至于《公务员法》第13条第6款规定: 公务员享有申诉与控告的权利。依照全国人大对本条文的解释: “公务 员的申诉权利,?#20405;?#20844;务员如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 (包括处分决定和被降职、被辞退的决定等) 不服?#20445;?#21487;以向原处理机关申 请复核,同时有权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其中行政机关的公务员?#28304;?#20998;决定不服 的,?#37096;?#20197;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公务员的控告权利,?#20405;?#20844;务员对于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或者违法、违纪、失 职?#39041;?#32844;的行为,有权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控告。” 因此不论是升迁,或是调职,似乎都只能够寻求申诉途径,而不能提起行 政诉讼。
参见德国 《联邦程序法》第 49 条第 5 款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程序法”第 120 条及第 126 条,都有关于这种授益行政 行为的?#29616;?#19982;撤销的界限问题,见陈新民: 《信赖利益的保护与界限———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 案?#32602;?#36733; 《法治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此即 “信赖利益的排除条款?#20445;?#21644;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大致相仿。?#36182;?#22269;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48 条,有下列三种信 赖利益保护的排除规定: (1) 以诈欺、胁迫或贿赂方法使行政机关作成处分者; (2) 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数据或为不完全陈述,致 使行政机关依此资料或陈述而作成行政处分者; (3) 该违法处分之违法性,非明知或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者。
最高人民法院 [2001] 行他?#20540;?17 号,参见梁凤云: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 ( 法律适用卷) ,中国法 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1 页。
关于德国法学上对于 “实质正义” 与 “信赖利益保护” 的问题,参见陈新民: 《法治国?#20381;?#24565;的灵魂?#32602;?#36733;陈新民: 《德国公 法学基础理论?#32602;?#27861;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8 页。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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